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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姚所长，三年之内能把耐1800摄氏度的合金做出来吗？”1965年11月的一天深夜，试验车间只有微弱灯光，一名年轻研究员忍不住发问。姚桐斌抬头，摘下防护镜，声音低却坚定：“只有‘能’，没有‘不能’，祖国等不起。”这句回答后来常被学生们反复提起，没人想到三年后说话的人会被暴力夺去生命。

那几年气氛紧张，社会上的极端口号一浪高过一浪，科研院所也难免被裹挟。外人或许只看到他胸前的笔、袖口的油渍，却不知道材料室里每天要烧坏多少炉膛、打废多少试片。航天急需的高温钎焊合金、耐烧蚀罩壳，全靠一遍遍试错。姚桐斌常说：“实验不认脸，数据才讲道理。”简单一句话，让一群二三十岁的工程师咬着牙干到底。

谈起身世，很多同事只知道他江苏人、英气逼人，对细节却模糊。1922年，他出生在镇江下辖的一个小镇，家里卖杂货，仅够糊口。十三岁为交学费，他跟着父亲在运河岸边叫卖；十五岁边读书边给铁匠铺送炭。日子拮据，却挡不住数理成绩一路领先，全镇老师都说“这孩子脑子里像有台计算尺”。

1939年南下求学，战火逼得学校几次易址，他靠做家庭教师补贴车费。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，他进入国民政府矿冶研究所。所长看重他的计算能力，鼓励赴英深造。1946年，靠奖学金和几封推荐信，他踏上去伯明翰大学的船。英国教授后来说：“他把实验室当家，却从不拿加班费。”

留欧的条件优渥：独栋公寓、实验室随时开放、每月还有专利提成。1952年博士毕业，他手握三项冶金工艺专利，只要点头，公司肯出年薪三千英镑——那是当地教授收入的两倍。可风声传来，新中国在搞工业化，缺人。1957年9月，他穿一件深灰呢子大衣，拖着半箱文献，出现在北京站月台。同行法国朋友惊讶地问：“你真舍得？”他回头笑：“心不在这边，钱再多也白搭。”

材料研究所起步艰难，实验炉温度计常炸裂，真空泵漏油。为了找高熔点元素，他带学生到废铜厂，翻出杂料重新精炼；又跑到内蒙古矿区，蹲在坑口测试原矿成分。有人说这像苦行僧，他却乐在其中：“数据越野蛮，越能逼出新办法。”1964年，他主导的高温钎焊合金通过鉴定，解决了返回舱隔热板的熔缝问题。那天凌晨，他让警卫放了一小挂鞭炮，自己却转身回实验室补做对照组。

然而，技术战胜高温，难挡人心的躁动。1968年6月8日清晨，一群造反派闯进研究所。传达室呼喊、玻璃碎裂声此起彼伏。有人大喊“抄家”，有人翻箱倒柜找“黑材料”。姚桐斌跑出来劝阻，刚开口就被铁棍砸向后脑，倒在地上。几位研究员想抬他去医院，但门口被堵，车钥匙也被抢。失血过多，他最终没能清醒过来。时钟停在上午十点一刻，46岁。

噩耗传到国防科委，多位院士沉默良久；实验计划被迫暂停，数十份正在进行的烧蚀试样记录中断。在材料上署名“姚桐斌/未完”的手稿，成为研究生们的心理负担。一名助手回忆：“合金配方写到第七页，后面全是空白。”

最沉痛的，是妻子彭洁清。她带着三个孩子，排队认尸，回来时衣角全是尘土。她不懂合金，却知道丈夫的死不是一句“意外”可以带过。1969年至1975年，她提着公文袋，跑过公安、法院、科委、街道，开口闭口只一句：“我要知道法律怎么说。”有人劝她罢手，“风头不对”，她摇头：“孩子要长大，总得给他们一个交代。”

1976年形势转变，案件被重新立案。数月后，主犯程某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，从犯三人分别获刑十二年。宣判那天，彭洁清在旁听席没有掉泪，只对书记员说了一句话：“请把判决书复印给我，家里要存档。”

失去姚桐斌，航天材料领域出现短暂真空。同事们顶着压力把他留下的笔记整理成册，代号“YT-I”。这些笔记帮助后续团队在1979年拿下高密度烧结罩体技术。有人感慨，如果姚桐斌健在，进度至少还能提前两年。遗憾永在，但技术接力没有停。

如今研究所里仍保存那件补过三次的灰色中山装，旁边放着烧蚀试样残片。外来的参观者常问：“这件衣服为何不放进柜子？”老研究员回答：“挂在那儿，好让新来的孩子知道，科研不是穿白大褂拍照，而是和炉子、铁锤、数据打整晚上的事。”

姚桐斌没有留下豪言，更没有自传。他留下的是合金配方，是一群早生华发的同事，是一句“只有‘能’，没有‘不能’”。在实验火花映照下，这句话分量沉得很。